2023年1月，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化名）及公司多名核心管理人员，因公司开发运营彩票交易服务应用程序、为彩票店店主提供线上技术支持服务，被某地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立案侦查。多名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王某被逮捕，涉案人员个人及公司名下账户均被查封冻结。办案机关初步认定涉案交易相关流水达200多亿元，获利为1亿余元。
本案存在明显的管辖争议，涉案彩票店店主均不在公安机关所在地，案发期间没有当地人员参与线上彩票下单。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公诉机关将指控的非法经营罪变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经过多次开庭审理，辩护人就管辖问题、排非问题、罪与非罪等核心问题展开辩护。
王某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委托了专业的非法经营罪律师赵飞全担任辩护人。
赵飞全律师接受委托后，立即开展了全面细致的辩护工作。经查阅案卷材料，赵律师认为王某明显不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且案件管辖有明显问题。
赵律师发现，本案公诉机关提交的电子数据存在收集程序不规范、与案件事实关联性不足、证明力薄弱等问题，且未完整提供全部电子数据及复原应用场景，指控犯罪最关键的电子证据无法得到印证。辩护人通过12309以及最高检、公安部相关网站反映案件管辖等问题。
在辩护过程中，赵飞全律师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质疑管辖权的合法性——本案无任何犯罪行为发生在立案地，属于典型的违规异地执法；二是质疑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电子数据收集程序不规范，与案件事实关联性不足；三是论证涉案行为的实质性质——公司提供的是合法的彩票业务线上技术支持服务，属于正常的技术服务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四是强调“实体定性错误”——将合法技术服务认定为犯罪，属于根本性的定性错误。
辩护人还引用了公安部于2025年3月印发的《公安机关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辖规定》（公通字〔2025〕5号）及最高检部署开展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政策，论证本案立案管辖的违法性。
经全面阅卷、会见王某并深入核查在案证据后，辩护人认为，王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依法应当对王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一，本案属于典型的违规异地执法，管辖权存在根本性缺陷。
根据2025年3月公安部印发的《公安机关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辖规定》，公安机关跨省对涉企案件立案侦查应当严格依法依规。本案中，涉案彩票店店主均不在公安机关所在地，案发期间没有当地人员参与线上彩票下单，所有涉案行为均发生在立案地之外。本案的立案侦查属于明显的违规异地执法，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纠正。
第二，涉案行为属于合法技术服务，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王某公司开发的彩票交易服务应用程序，是为彩票店店主提供线上技术支持服务的合法软件。公司并未直接参与彩票经营业务，也未从彩票销售中获取分成，收取的是合法的技术服务费用。将合法的技术服务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属于实体定性错误。
第三，公诉机关提交的电子数据存在重大程序瑕疵。
涉案的电子数据是本案的核心证据，但公诉机关提交的电子数据存在收集程序不规范、与案件事实关联性不足、证明力薄弱等问题，且未完整提供全部电子数据及复原应用场景。在关键证据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认定王某构成犯罪的事实基础不成立。
第四，案件的处理结果体现了国家打击违规异地执法、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导向。
最高检部署开展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体现了规范涉企案件管辖、防止趋利性执法的明确导向。本案作为被写入202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典型案件，其处理结果应当体现这一政策精神。
综上，辩护人恳请贵院依法对王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经辩护人的持续努力和最高检、公安部的实地督导，查明本案存在实体定性错误、违规异地执法等问题。2025年10月，最高检指导地方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监督侦查机关解除、返还违法扣押、冻结财物。
王某等8名被告人在被刑事追诉近两年后，终于洗清了冤屈。该案被写入202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成为规范异地执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典型案例。
本案是最高检挂牌督办的典型案件，充分体现了专业的非法经营罪律师在推动纠正违规异地执法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一，本案精准识别了管辖权问题在非法经营罪辩护中的独特价值。对于跨省涉企案件，律师应当首先审查立案地的管辖权是否合法，这往往是案件能否继续推进的关键。在存在明显管辖争议的情况下，坚持管辖权抗辩，可以推动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第二，本案体现了“技术服务”与“非法经营”的法律边界。在互联网技术服务日益发达的今天，将合法技术研发行为认定为犯罪，不仅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也阻碍科技创新。专业的非法经营罪律师应当敏锐识别此类“实体定性错误”，通过法律论证为当事人争取公正结果。
第三，本案的成功推动了全国性的司法政策完善。2025年，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辖规定》、最高检部署开展违规异地执法专项监督，本案的处理为相关政策的落实提供了典型案例支撑。这也说明，律师的个案辩护不仅可以为当事人争取正义，还可以推动法治进步。